“…………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文化知识及其生活方式进入奥斯曼帝国的渠道很多很杂，除了官方推动还有民间演化，但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奥斯曼社会的不同层面。到目前为止，改革效果最明显，最可喜的地方在于军队，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军官以及技术人员都在努力的工作，他们把各种军事技术和武器介绍给奥斯曼新军和学校里的年轻的奥斯曼人。这些新式的奥斯曼军官和年轻学生也组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
庞振坤的奏折一直都是一旬一到的，而且是直接递到陈鸣的手上。虽然很昂贵，但也让陈鸣对奥斯曼局势的发展有了更确切的掌握。虽然陈鸣对于奥斯曼的证据并不是一无所知，但现在他对奥斯曼无疑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了解。
奥斯曼的军队、政治、信仰、经济，有无数的矛盾汇聚在一起，在陈鸣看来，这就好比清末的中国。军队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就好比清末的顽固派，新兴的改革集团就像满清的洋务派，他们也有一些人身居奥斯曼这个国家的高位，他们还掌控着不俗的武装力量，但这些面对着奥斯曼整个老旧腐朽的社会，就显得那般的孱弱了。
而奥斯曼的信仰教团比之清末的腐朽儒教来，也半点不逊色。
同时奥斯曼内部激烈的民族矛盾比之清末的满汉之争，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奥斯曼皇室甚至连满清皇室都要不如，后者怎么着也从异族中豢养出了大批忠心耿耿的马仔，而奥斯曼帝国的支撑力量却近乎完全来自奥斯曼民族。
而至于庞振坤口中的那个‘新兴政治集团’，应该就是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了。
陈鸣继续看着庞振坤的奏折，这次的上疏，庞振坤更多是在讲自己到达奥斯曼之后的感受。
“在奥斯曼国内，他们的活动不存在什么限制。”这儿说的‘他们’就是从中国进到奥斯曼搞援助的那些‘工作者’。“他们与奥斯曼人的接触也没有特殊规定。尽管他们只是提供技术、知识指导，但在他们的指导下，很多奥斯曼人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所影响……”
这些改革模式是传统的奥斯曼人对时代需要做出的反映。亲身来到奥斯曼的庞振坤在亲自感受到奥斯曼社会的复杂和顽固势力的强大之后，再一次觉得塞利姆三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继位之初就将改革派的大将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提到了大维齐这个位置上，一举收拢了改革派的人心。就算之后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被逼无奈的远走多瑙河之后，赛利姆三世也紧紧地把握住了伊斯坦布尔新军的军权，可以说从根本上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然的话，依照奥斯曼帝国内部反对势力的强大，庞振坤很难相信赛利姆三世能一直坐稳苏丹宝座。要知道这家伙继承苏丹大位这么多年了，伊斯坦布尔和苏丹的皇宫内，还依旧遍布着数也数不清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对教团的做法，虽然打击了教团的影响力，但这一些事情上却又表现的对之很尊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天方半岛上的瓦哈比教团，沙特家族一处处的摸老虎屁股，塞利姆三世为了不跟教团力量彻底翻脸，只能借助陈汉的手来将之彻底剿灭。
庞振坤很不看好奥斯曼的未来，但他认为塞利姆三世的改革能够为奥斯曼王朝续上几十年的性命。这就像张居正的改革，庞振坤觉得他这样比较是很适合的。
看似很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在衰退期中挣扎了一百多年，但这个大帝国显然还没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那就像是张居正执政时的大明。已经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王朝倒塌的危险，但只是看到。
这时期的奥斯曼帝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的现代水准的学校，虽然天方世界很早很早就有大学了，中世纪时候的天方文明更是比欧洲更加‘科技科学’，但天方人要怪就都去怪蒙古人吧，是蒙古人的入侵让巴格达化为一片废墟，也让天方科技文明的灿烂成果化为乌有，只剩下了一本《天方经》。
现在他们在陈汉的支持下，办起了学校，各阶段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整个新式教育体系完全搬习中国。这不能表明奥斯曼就真正的世俗化了，就真正的‘开化’了。近代的思想在这儿并没有扎根，但庞振坤相信它一定留下了种子——改革派，等待下一时期就会开出真正的花朵。
陈鸣也是这么认为的。原时空清末时期的中国不就是这样的吗？先有了种子——洋务派，然后才开花——维新派，最后是结果——革命！
“……塞利姆三世有很多反对者，我之前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了外交部驻伊斯坦布尔特使的报告，但不亲自来到奥斯曼，不亲身体验一下，那是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有多少反对者的。”
“反对塞利姆三世的行动在伊斯坦布尔，在整个奥斯曼，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加尼沙里军团和其他受到塞利姆三世改革威胁的人，自塞利姆三世统治初期就变得骚动不安。长老们也坚决反对塞利姆三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塞利姆三世的每项革新都是对天方教法律和传统的一次侵犯。其他许多奥斯曼人，包括一些改革者，现在开始认识到新的世俗主义的观点对奥斯曼的‘传统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毁灭力量。因此，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后重新把奥斯曼回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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