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茶馆。
前门是辅大街，后门通往主巷。
穿着短褂的男人脚步匆忙，三三两两相约出门，穿着长裙的妇孺时不时的交头接耳，也有骑着骡马出远门的人，还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商贩。
石砖的房子，拐角处被工匠们高超的手艺，修建的圆滑，方便行人通行，避免受伤，不像后世，甚至有人在自家墙角还得挡块大石头，生怕人撞不死。
遇到了熟人，他们会拱手行礼，如果面对的长辈，则会弯腰行礼，妇孺们多采用屈膝礼，属于女性礼仪中的一种——万福礼。
多福，祝祷之词。
古代妇女相见行礼的方式，此种行礼方式多口称“万福”，故又称万福礼。
中国流传了多年和演变，春秋已经有记载，当时并不限于女性，唐宋时期，北宋苏轼的诗中也有出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卷五记载，陆象山家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
“拐弯抹角”原本是古建筑工艺的一个专门术语，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
在古代，由于街巷设计较小，推车、挑担子的行人很容易在拐角处受到磕碰而受伤。
于是房主们会要求工匠在转角处进行去角处理，让推车、挑担子的行人们更容易通行，指的就是如此，体现了古代百姓总体优良的素质道德水平之高。
为他人着想，并不是人格缺陷，是社会风气的良好表象。
社会是人组成的，而人离不开社会，一个良好风气的社会，对每个单独的人都是有利的。
任何来到大明的外国人，除了感受大明的富强外，最让他们震撼的是大明的礼，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和道德的百姓，内心的三观被颠覆。
所以有了十六世纪的“理想国”种种美称，皆被戴到了大明头上。
外国学者的描述中，马可·波罗可谓是欧洲放眼望洋看东方的第一人，他将中国文明介绍到欧洲，虽然他看到的只是经过战乱之后宋代残存的一点文明痕迹，但是这已经比当时的欧洲要先进好几个世纪了。
这段话通过国内学者的翻译后，进行了注视，标注成因为蒙古人当时还没有接受汉文化。
那么重回西方学者们的观点中，他们认为遗憾的是，马可·波罗没有见到中国传统的遴选官员的制度——科举。
如果马可·波罗见到了，必定也会像他介绍中国物质文明那样介绍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
所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另一位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他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不仅物质丰富，而且政治制度优良，简直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
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科举制度在中国近代被很多人诟病，在大众看来，科举凭着一篇八股文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颇为不合理，加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是科举的落榜者。
比如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等，着名医学家李时珍、大才子唐伯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等，
因此，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怀疑。
不过与之相反，近代西方学者主流观点，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高度赞赏，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和最科学的。
中西方对科举的评价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
这主要是他们对比的参照系不同。
近代的西方文明，已经总体上超越了东方文明，他们的学者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和才能，所以他们的眼里，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社会。
那么将中国与欧洲的封建时代和印度的农业时代做对比才公平，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打开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并且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未出现之前都没有的。
对待东方古国的热爱和学习风波，最后被法国人所引导，成为西方各国的贵族现象，精英们用着东方古国的商品，讨论着东方古国的一切，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人们发现这个国度的百姓很麻木和愚昧，并没有前人说的那样好。
加上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高度的自信心，以及对抗法国思想等方式，国内掀起了反对中国先进说属于其中的一种，又清朝对英战争中，别说国与国，甚至远不如美洲土着和非洲部落的对英战绩，令世界不可思议，彻底揭开了真面目，也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学术界。
世界是变化的，文明也是变化的。并不是一条直线，也不会永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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