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十个”的时候，九月注意到她咬了一下嘴唇。十个，对于全班可能四五十个孩子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比例。但陈雨桐知道，爱上写作这件事，一个都算成功，十个就是奇迹。她不想定一个宏大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她想要的是真真切切地改变十个孩子——哪怕只是让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某个晚上主动拿起笔，不是为了作业，只是为了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林小溪说：“我要把语文和藏语结合起来教。让孩子们用藏语讲故事，再用汉语写出来。他们的母语是藏语，他们最会说的、最会想的都是用藏语，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先用藏语讲，再翻译成汉语呢？这样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最生动的。”
林小溪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她太了解牧区的孩子了——他们从小在草原上长大，说话用的是藏语，做梦用的是藏语，心里想的那些事，全是用藏语编织的。如果非要他们跳过藏语直接用汉语表达，那就像让一个左撇子用右手写字，能写，但别扭，而且写不出心里真正想说的。她要做的是搭一座桥，让藏语和汉语在孩子们的笔下相遇。
轮到了九月。她想了想，说：“我要让每一个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写二十六个字母。不是认得，是会写，写得工工整整的。”
大家安静了一瞬。这个愿望听起来很小，和前面几个人的比起来，似乎不够“伟大”。但九月知道，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二十六个字母可能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她教的是英语，三年级是英语的起点。如果他们连字母都写不好，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学会英语。这不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这是一个开始的开始——一个小小的、笨拙的、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英语的情景。她的英语启蒙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姓王，发音不标准，语法也会讲错，但她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她让全班每一个孩子都工工整整地抄写了无数遍字母。A到Z，大小写，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个人的作业本上都像印刷出来的一样整齐。那时候九月觉得无聊透顶，但很多年后她才明白，王老师教给她的不是字母，是规矩，是认真，是一件事要做到极致的习惯。
“说得对，”陈雨桐打破沉默，“万丈高楼平地起。”
“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愿望写下来？”林小溪说，“贴在这面墙上，等走的时候再看看，实现了几个。”
她们说干就干。张蕊从笔记本上撕下四页纸，每人发了一张。四个人趴在桌子上，借着台灯和蜡烛的光，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愿望。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炉子还没生起来但已经摆在那里、等待着被点燃的铁皮炉的沉默。偶尔蜡烛的灯芯噼啪响一声，火苗跳一下，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一下，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屋子里轻轻走过。
九月写得很慢。她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要让麦秀小学每一个三年级的孩子，都会写二十六个字母。”
写完之后，她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她想，这会是一个证明，证明她来过，证明她努力过。等这学期结束的时候，她会回过头来看这张纸，看看自己许下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她希望到那时候，她可以在这行字的下面写上一个大大的“已做到”。
四个人把纸条折好，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玻璃板有些裂缝，用胶带粘着，但还能用。烛光透过玻璃板照在那些纸条上，照在不同人的字迹上——张蕊的字很大气，笔画舒展；陈雨桐的字很小巧，整整齐齐；林小溪的字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有几分洒脱；九月的字最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像她这个人一样。
四个人的愿望在烛光中被写了下来，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她们谁也不知道这些愿望能不能实现，但此刻，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老瓦房里，在这个只有一盏台灯和一截蜡烛的夜晚，这些愿望像是有温度的，把小小的房间填得满满的。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说了几句话，写了几个字，但好像已经有什么东西被启动了，被种下了，开始在黑暗中悄悄地生根。
九月爬到床上，钻进了被子里。被子是从学校带来的，有校园的味道——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气息，混合着棉布、洗衣粉和阳光晒过后的暖意，又隐约带着一点粉笔灰和旧书页的余味。她把被子拉到下巴，把脸埋进被沿里，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味道让她觉得安心，好像自己还连着来处，还没有被这片陌生的高原完全吞没。她知道这种安心感是暂时的，明天早上起来，当她推开门的瞬间，高原的风会扑面而来，带着陌生的、干燥的、属于这片土地的味道。到那时候，她就真的在这儿了。
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想，那些杂物间里的旧桌椅，曾经坐过什么样的孩子？那些桌面上一定刻满了痕迹——用小刀刻的名字，用圆珠笔画的小人，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藏文字母。也许有的桌角被牙齿啃过，因为某个孩子上课走神时咬桌子玩。也许有的桌肚里还塞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某个男孩对某个女孩说不出口的话。那些孩子现在在哪里？他们大概已经长大了，也许去了县城打工，也许留在牧区放牧，也许成了某个小铺子的老板，也许已经成了父亲或母亲。但他们曾经坐在那些旧桌椅前，和他们将要面对的这些孩子一样，有亮晶晶的眼睛和晒得黑红的脸颊。
那些缺了腿的足球，被多少个孩子踢过？那些足球一定在操场上滚过千百遍，被无数只脚踢来踢去，扬起一片又一片尘土。也许有一个孩子曾经用它踢进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球，高兴得在操场上翻了一个跟头。也许有一个孩子抱着那个泄了气的足球，把它当成枕头，在午后的树荫下睡了一觉。足球破了，缺了腿，被扔进了杂物间，但它身上带着的那些笑声、呼喊声、奔跑声，还留在那间黑漆漆的屋子里，像看不见的灰尘一样，厚厚地积了一层。
那些被淘汰的录音机，放过什么样的英语磁带？也许是那种语速很慢、发音很标准的“李雷和韩梅梅”，也许是某个老师从县城音像店买回来的不知名的教学带，磁带的外壳上贴着用圆珠笔写的标签：“三年级英语”“第一课到第五课”。那个兼课的老师一定很努力地在教，他可能自己也不太会读，就一遍一遍地放录音，让孩子们跟着念。录音机的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一定是沙沙的，带着磁带的底噪，但孩子们还是跟着念了，大声地、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念。那些声音现在还在杂物间里吗？是不是还藏在磁带盘里，等着有人把它重新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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