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昶一是委托这些官员调查自己在大漠的儿子是否还活着，二来写了封奏章，请他们帮忙传给北元皇帝。
朱元璋从未放松过对这些蒙元臣子的监视，那个时候虽还未有锦衣卫，但已然有了原班人马的雏形。
奏章也自然被截获。
在奏章上，有一句是真正的伤了朱元璋的心。
那便是写着：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这是张昶自诩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向北元表达自己的忠诚。
不过张昶并非关羽，朱元璋也不是曹操。
在截获了这奏章后，朱元璋当即就下令将其碎尸万段，而后掷于水中喂鱼。
除了张昶，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才，在中原易主，大明建立后，纷纷自杀以全忠义。
这似乎有些奇怪。
说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呢？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同。
对于很多文人，世家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汉族的概念，而是只在乎自己的阶级。
在他们看来，忠君就是忠于给自己阶级的君主。
如果君主无了，自然就是国破家亡。
蒙元是少数蒙古人统治大多数汉人，本身蒙古人就是个游牧民族，占据了偌大的中原后，也没有形成很完善的制度，因此管理松散。
这就让下属阶级的地主，豪绅，有极大的自主权力。
对于很多知县，地主来说，他们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不管怎么去鱼肉百姓，上边也不会说来查他们贪腐的问题。
蒙元近百年，许多捆绑的利益集团出现，从上到下，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
这是所有世家，地主，豪绅，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得到过的优越感，还有那令人贪恋的权力。
真正的做到了生杀予夺，底层百姓完全不可能有伸冤的去处。
只要完成了最基础的蒙元朝廷安排的赋税，那么你在当地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蒙元朝廷根本不会管。
这是地主们当家做主的时代。
可以想象，原本大家都跟着蒙古贵族们欺行霸市，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无所顾忌。
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个叫朱元璋的，还是个乞儿出身。
带着一帮子流民搞起义，要推翻蒙古朝廷，打破这难得的岁月静好。
这哪里会有地主愿意，这必须要镇压，狠狠的镇压。
元末的时候，其实对各路起义军打击最激烈，最血腥的，并非是蒙古朝廷，反而是各地的地主豪绅，汉人官员。
这些人自发组织钱粮，兵力，对抗起义军，比之那些蒙古老爷，可要上心多了。
这种行为，就跟后世满清入关后差不多。
拥护游牧民族一统中原的，不管是蒙元时期，亦或是满清时期，都是那些所谓的读书人，地主豪绅阶级。
其实这也跟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儒家思想里，只有小忠，而无大义。
什么民族大义，哪有自己的利益香。
任何朝代的士大夫，从来不在乎君主对百姓怎么样，好或不好，他们在乎的，只有君主对自己多大的权力。
宋濂为朱元璋起草的《谕中原檄》。
文中言到:“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然而历史上，明朝跟清朝的国祚，基本上都是二百七十六年，即便是有些计算相差，也不过是十年左右的偏差。
事实上，清朝入主中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跟蒙元一样的入侵者。
他们也从不认为是自己覆灭了明朝。
因为明朝是被李自成推翻的，他们到中原，是顺从民意，拨乱反正。
这话是有些扯淡了，不过能够统治中原这般久，也是因为清朝的制度，几乎完全在承袭明朝的制度。
乾隆也好，康熙也罢，他们作为君主的所作所为，跟游牧民族的特性完全相反，而是积极融入到汉文化之中来，学着跟历朝历代的汉人皇帝一样去爱惜子民。
譬如摊丁入亩，惩治贪腐，修建河道等等。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把百姓作牛羊，自己为主人。
满清入主后，那是把自己当汉人。
实际上就封建王朝的角度上来看，清朝皇帝跟其他朝代的皇帝干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
尤其是制度上，更是可以看作明朝的延续。
满清末期的腐败与明朝末期的腐败，大概就是半斤对八两。
当然，从朱英这里开始，明朝就要发生极大的变化了。
游牧民族的事情，会在朱英的手里，彻底的终结。
路上，基本上恢复了的朱元璋对朱英说道：“这定海舰是快，也好，就是限制太大了。”
“若是没有了石炭，那蒸汽机就动不了，跟其他的船舰亦无太大的区别。”
“船舱里也就仅仅只能放个数日所用之石炭，哪能远洋。”
想起之前所说扩充疆域的话，朱元璋颇有些感叹。
他所感叹的，并非是蒸汽铁甲船以后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而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估计是很难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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