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西汉朝廷连年用兵，赋役繁重，再加上历届刑官，多是着名酷吏，但务苛刻暴虐，不体恤百姓人民。
元封天汉年间，汉武帝刘彻复用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杜周为廷尉。
杜周本来是南阳太守手下的一名办事人员，通过巴结上司得利，受推荐给张汤，升为廷尉史。杜周办事专门看上司的意思。上司中意的人他就故意减轻罪状，上司厌恶的人他就故意加以打击。在杜周任廷尉职期间被关入监狱的人数大增，被关监狱的时间也延长。杜周的做法还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上升到三公的地位，家资无数。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都成为重要地区的郡守，控制黄河两岸重地，而且和他们的父亲杜周一样的残暴。只有少子杜延年为人较为宽厚。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次骨”，比起当时以严酷着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汉武帝刘彻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诏狱的增加。
汉武帝在位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汉武帝旨意，极能严历刻薄之能事。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
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汉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因为战争频繁，赋役苛重，再加上酷吏手段狠毒，视人命为草芥，剥削民脂民膏，导致了齐国（治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楚国（治今江苏省徐州市）、燕国（治今北京市）、赵国（治今河北省邯郸市）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纷起，杀郡守、都尉，攻占城邑。汉武帝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兵攻打，不能取胜。于是任命范昆与张德等为绣衣御史，持虎符发兵围剿。一地诛杀至一万多人。经过几年后，起义首领多被诛杀，但义军往往继续反抗。汉武帝颁布沉命法，规定民乱不能被镇压，负责的官吏都要被处死。各地官吏惧被诛，遂上下相匿。
与此同时，汉武帝直接指使者暴胜之，辄归咎二千石等捕诛不力，往往援照沈命法，好杀示威。
当时初在勃海郡中担任文学官的隽不疑，精通春秋，其言行举止必定遵循礼仪规范，声名闻于州郡。
那个时候，郡国盗贼蜂起。暴胜之被任命为直指使者，身着鲜艳的绣衣，手持锋利的斧娥，到各地镇压盗贼、监察郡国吏政，其执法范围远达东部沿海一带。对违抗其命令的人，暴胜之就以严厉的军兴法论处，其威名震动各州郡。暴胜之早就听说隽不疑很贤良，因此，他巡察至勃海郡后，便派随从去请隽不疑前来相见。隽不疑头戴进贤冠，腰挎饰有美玉和木刻图案的宝剑，身佩环、块等玉佩，阔袍宽带，盛装前往暴胜之住所拜谒。
隽不疑到了暴府门前，门卫想让隽不疑解下他的佩剑，隽不疑说：“剑是君子的武器装备，是用来护身的，不能随便解下来。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解下佩剑后才让我进入暴府，那么请允许我现在就告辞吧。”
门卫于是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暴胜之。暴胜之开门邀请隽不疑入府，望见隽不疑容貌严肃，神态自信，衣冠整齐庄重，暴胜之急忙离开座位拖着鞋起身迎接。
待宾主到堂上坐定，隽不疑端正腰身跪坐在地上说：“我身处荒远的沿海地区，很早就耳闻暴公子您的威名，但直到今天才有幸与您会面和交谈。大凡为官，太刚直则容易受挫折，太软弱则容易荒废政务，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实施威严的同时给予恩惠，这样就能够建功立业，永保其位。”
暴胜之知道隽不疑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恭敬地接受他的告诫，以很高的礼仪接待他，并向他请教在当时的形势下施政应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暴府的幕僚都是从各州郡官吏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在旁边倾听了隽不疑的谈话，无不震惊叹服。直至深夜，隽不疑才离开暴府。于是暴胜之就上表举荐隽不疑，汉武帝刘彻于是征召隽不疑到公车署，并任命他为青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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