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自幼天性好学，至唐后期京道衰败，生活贫困，以致无钱买书。因而，他请求为集贤院属吏，借此机会攻读，昼夜闭门，坚持六年之久。进士及第后，由于不贪图功名利禄，隐居中条山，与弟阳智、阳域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
阳城由于乐施，乡里称着，为人所敬。山东节度使闻其忠义，派人送来缣五百匹，阳城固辞不收，使者扔下便走。阳城把缣封存起来，从不打开，逢里人郑俶无钱葬父，就全部送去。郑俶感激不尽，请求做阳城的家奴以示报达，阳城批评了他这种行为，收郑俶为学生，传授他知识。阳城谦恭简素，舍施行义，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村闾中发生争论之事，不去官府，而找阳城调解。
阳城的卓行，闻名遐迩，当时为陕虢观察使的李泌多次聘其为府僚，阳城始终不应。后来李泌又把他推荐给唐德宗，命为着作佐郎，李泌派参军韩杰奉诏书谒见，阳城谢称体弱多病，不堪奔走，谢绝诏命。李泌任宰相后，再次向唐德宗荐举，又命阳城为谏议大夫，派长安尉杨宁带诏书绢帛聘请。阳城无奈，只好衣粗布前柱京城谢恩辞绝。唐德宗派宦官取来朝服绯衣下令更衣召见，并赐帛五十匹，促使阳城从隐居生活步入政治生涯。
当时，在士人眼里将谏诤官视为危途，见阳城平日洒脱不拘的风采，深知没有善果，劝他好自为之。阳城也深知唐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又吸取了其他谏官论事繁琐致使唐德宗厌倦的教训，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遇事不肯多言，并因此遭到韩愈作《争臣论》讥刺。阳城为了避免厄运的降临，以醉酒不言政事，居谏官八年，未曾与人争是非，人也难测其吉凶。
虽然阳城居官不关心政事，但对人忠义，敢扶正压邪，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裴延龄诬陷陆贽，张滂、李充等人，欲将他们排挤出朝，以专揽大权。唐德宗受裴延龄蒙蔽，事虽不平，人莫敢言。阳城知后，主持正义，声言我身为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之臣。他约拾遗王仲舒守住延英阁，进去拜见唐德宗，慷慨陈辞，极言裴延龄罪恶。为了促使这件事早日得到合理解决，他天天去为陆贽等人申冤，知者无不恐惧，而阳城义气弥坚。唐德宗大怒，召集宰臣，命阳城抵罪，在太子李诵的搭救下，经过长时期才被免罪释放。对这件事，唐德宗一直怒气未解，执意让裴延龄为相，阳城在朝堂上明确提出反对，声称若裴延龄为相，他定要撕烂诏书，哭于朝堂。在阳城的谏争力抗之下，唐德宗开始改变了对裴延龄的看法，取消了任其为宰相的成命。史言：“帝不相延龄，城力也。”阳城虽然因此事降职为国子司业，但终于替陆贽等人申明了积冤，使裴延龄的阴谋未能得逞，消除了民众之苦。
阳城不仅正直，而且重义气。朝官薛约，言事得罪，被贬到连州，后逃回隐居在阳城家。官府前来捕捉，阳城毫不恐惧，让官吏等在门外，与薛约饮酒告别，并送往城外，执手相辞。唐德宗怀疑阳城是薛约的朋党，下令贬阳城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阳城因薛约牵连被逐出京，一不后悔，二无怨言，世人无不敬佩。
唐德宗贬阳城去道州时，太学生何蕃、李偿、王鲁师、李谠等两百余人跪在宫外为他求情，希望皇帝能把阳城继续留在京城。柳宗元闻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给何蕃去信，对阳城贬官极为难过，对太学生的精神大加赞扬，何蕃等人跪在宫门外数日，奏书被搁置无得结果。阳城起程之日，太学生数百人为他饯行，无不涕泣，并给他立石纪德。
道州前任刺史得罪，长期被囚在狱中，其他官吏为了开脱自己，纷纷向阳城告发原来的不法之事，把罪责全推到刺史身上。阳城虽痛恨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更看不起这种投石下井之辈，下令凡有告发和逃避责任者一律斩杀。
阳城出任州官后，阳城励精图治，关心民情，实行节俭，赏罚分明。史载他“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月俸除留足吃用外，其余全归官府所有，常常把官府规定给自己食用的鱼肉等放在道旁，与民公享。
阳城所处的道州，恰好有每年向朝廷进贡一个侏儒的制度。
白居易曾在其诗《道州民》中对此进行过批判，揭示了道州侏儒的悲惨命运。
然而，哪里有那么多优秀的侏儒可供进贡呢？为此，“人造侏儒”的现象应运而生。
这些被挑选的孩子会被囚禁在陶罐中，仅露出头部，生长受到严格控制。当这些孩子成为“人造侏儒”后，便会被献给朝廷。
阳城性格耿直，对这样的恶行深恶痛绝，他勇于为百姓请命。在得知这一进贡制度后，阳城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废除这一制度。
唐朝廷在理亏之下，最终废除了这一制度。道州百姓为此欢欣鼓舞，他们感激阳城为他们解除了这一厄运，据说因此建立了寺庙来供奉他，尊他为神。这一传统后来被其他地方的百姓效仿，形成了独特的阳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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