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了很多关于神宗皇帝的概括性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在元丰年间到底都做了以及经历了哪些事情。
在吴充死后，本就已经亲手举起了王安石的那面变法大旗的神宗皇帝决定在此基础上打出一面独属于自己的改革大旗。这时候的王安石已经远离朝堂三年了，也就是说改革的指挥棒也已经交到神宗手里三年了，三年之后的现在他终于决定要开始挥动这根指挥棒——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这个国家。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神宗要想成为千古一帝就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他首先得把宋朝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给解决了，如此他才能有资格和底气去竞争一下千古一帝这个名号。那么，在神宗的眼里，宋朝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呢？首先，他这个皇帝的威权不够重，而千古一帝往往都是说一不二。其次，虽然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解决了，但“三冗”问题依然在严重地阻碍着宋朝的前进和发展。再者，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办事效率低下，这也严重阻碍了国朝政令的及时推行和实施。
回想当初李元昊称帝之时，仁宗皇帝本欲立即出兵讨伐，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宋朝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完全做好出兵的准备，反倒是李元昊率先对宋朝出兵发难。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宋朝对交趾发起的反击战，交趾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入侵宋朝，可宋朝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完全做好出兵的准备，这种办事效率显然无法让神宗感到满意。
那么，要怎样才能解决或改进宋朝当前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呢？苦心思索和酝酿了将近三年的神宗皇帝所给出的答案便是改革宋朝的官职制度，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元丰改制”事件也就此应势而出。
神宗皇帝之所以要推动和发起“元丰改制”其目的有三：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裁撤冗官节省财政开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表面上看这还是在拿钱说事，更是在向“冗官”和“冗费”这两个毒瘤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懒政行为开战，但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神宗心底的那一份不可明说的私心，那便是通过这次对官场制度的改革达到他加强君主集权削弱宰相权力的终极目的。当然，这种话是不能摆到台面上来说的，所以我们也得按照神宗的套路来说事——他的这项改革是为了解决宋朝所面临的冗官和冗费问题。
我们无需讳言的是，王安石的变法其本质就是为了给国家找钱，意即所谓的“富国”，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宋朝才能去谈及强军乃至威服四夷。一个安安分分的老实人要想让自己快速富起来应该怎么办呢？答案当然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少花钱，专业术语就叫做开源节流。对宋朝而言，无论是青苗法、免役法还是市易法，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是在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进行的开源行为。
在开源这方面，王安石可谓是做到了极致，而他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选择了主动地急流勇退，但此时身处聚光灯下的神宗皇帝看着充盈的国库仍然还是觉得这钱不够他花。他是要办大事的人，一旦他将战争这头烧钱怪兽给驱动起来，那么即便他之前腰缠万贯却也会在战争的刀光剑影之下显得捉襟见肘。既然宋朝在开源这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那么为了给国库尽可能地多攒钱，神宗现在要做的就是节流，通俗地讲就是要削减之前的固定开支。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直面宋朝的三个老大难问题——冗兵、冗官和冗费。
我们在讲述仁宗朝的时候就说过，三冗问题是宋朝的君臣都知道且都想去解决的三大顽疾，但无论是吕夷简、范仲淹、富弼还是文彦博都没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因为这三座大山实在是太过难以撼动，更是因为如果要对这三大顽疾动刀子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就是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原因何在？冗兵问题的背后是军队的利益集团，冗官问题的背后是官僚集团，冗费问题的背后是勋贵和宗室皇亲集团，这三大利益集团的蛋糕岂是可以随意触碰的？别说是宰相，就算是皇帝，只要你敢动我们赖以为生的蛋糕，我们就得跟你拼命。
对此，现在一心想要在节流这方面做点文章的神宗皇帝难道就没有什么顾虑吗？当然会有，但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几年前可能还真的会让神宗缩手缩脚甚至是驻足不前，可如今他却敢拍着胸脯说他什么事都敢干。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宗准备发起“元丰改制”之时，三冗当中最难啃动的硬骨头——堪称宋朝财政吞金兽的冗兵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正是在财政开源这方面做到了极致的王安石。没错，我们这里所指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当中堪称最为成功的“将兵法”。
我们都知道宋朝在立国之初为了防止武将在军中坐大便在军中施行了“更戍法”，具体做法就是将各部禁军的驻防地每三年轮换一次，但将领却不会跟着轮换，而是临时随机派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军中将领长期掌控一支军队进而在有朝一日可能会带兵作乱，而这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那句着名的“将不知兵、兵不识将”。这样做确实铲除了武将作乱的土壤，但这也让军队的战斗力严重打了折扣，试想掌兵的将领如果连手下将校的能力和士兵的战斗素质都不清楚还怎么在战时根据敌情去派兵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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