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虎几乎是踉跄着逃出董事长办公室的。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章静宜最后那个眼神，他很多年没见过了，那是真动了杀心。
他回到自己那个空旷的副总经理办公室，瘫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弹。
嫂子不是胆子小了，是看得更远，担子更重了。自己那点小聪明和侥幸，在真正的风浪面前，屁都不是。
这一次，他是真感到怕了。那点因为闲得发慌而滋生的冒险念头，被这盆冰水浇得透心凉。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海外，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英文经济学期刊上，悄无声息地刊登了一篇长篇论文，作者署名：Liang Wenyuan。
论文标题翻译过来是《政策驱动下的扭曲：对中国内陆地区能源转型中“政府失灵”的案例研究》。文章学术语言严谨，数据图表翔实，引经据典，看起来客观中立。
核心论点围绕着“政府在主导产业转型时，可能因过度干预市场、忽视成本效益分析、与特定利益集团绑定，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甚至滋生系统性风险和腐败土壤”展开。
通篇没有提到“北川”二字，但文中引用的关于“某西部省份W省”的光伏扶贫项目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电池产业园土地出让价格与市场价的偏差，以及某些“与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在项目中获得的“非竞争性优势”等关键数据和案例细节。
但凡对北川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能一眼看出矛头所指。
这篇论文很快被几家有特定立场的境外媒体摘要转载，冠以“中国新能源跃进背后的隐忧”、“学者质疑官方发展模式”等吸引眼球的标题。
在国内的一些学术圈论坛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聚集的网络社区，也开始小范围流传、讨论，虽然未能进入主流舆论场，但却在特定群体中成功制造了一种“北川模式存在问题”的暗示和质疑。
这股风，很快就被嗅觉敏锐的人，吹到了北川。
在一次由郑国涛主持的省政府专题会议上，讨论到全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时，郑国涛看似随意地翻看着手里的材料，插了一句：
“最近啊，我注意到国际上一些学术期刊，还有部分海外媒体，对我们内陆省份，包括我们北川的能源转型政策，有一些……讨论。”他用了“讨论”这个中性词，但与会众人都竖起了耳朵。
“其中提到的一些观点，比如政策与市场的边界问题，项目投资的效率问题，还有潜在的金融风险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郑国涛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发改委、能源局的负责人，“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也要听听外面的声音，哪怕是批评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些：“尤其是几个投资巨大的标杆项目，发改委和审计部门要牵头，组织第三方机构，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效益评估和风险排查！一定要确保我们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评估报告要直接报给我。”
会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明白，这篇看似遥远的学术论文，已经成了郑省长手中一把无形的尺子，即将量一量胡步云过去引以为傲的政绩工程。
胡步云当时也在会场，面色平静如水，甚至微微颔首，仿佛对郑国涛的指示深表赞同。
只有坐在他侧后方的龚澈注意到，胡步云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微微蜷缩了一下。
梁文渊这老小子，躲在了学术的盾牌后面，放了一支冷箭。这支箭，隔着太平洋，精准地射向了郑国涛最关心的“规矩”和“风险”靶心。比直接泼脏水，高明多了，也恶心多了。
姚云野人虽然消失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却在郑国涛要求的“审慎”原则下，开始散发出异味。
由省审计厅牵头，联合省发改委、商务厅组成的专项审计组，对浩南经开区那个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新能源电池项目进行了彻底的复核。
审计报告初稿出来，问题比预想的要棘手。
技术层面，姚云野当初带来的那摞厚厚的专利证书，虽然看起来唬人，但经过专业知识产权机构核实，其中几项核心专利，在归属权上存在模糊地带，原研发团队在欧洲一家机构，与姚云野带来的所谓“授权文件”存在明显出入，潜在的专利纠纷像一颗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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