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的初秋，苏州城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潮气。苏半城站在账房的窗前，看着檐角的水流串成珠线，打湿了青石板路上的车辙。案头的算盘三天没动过了，倒是那封来自上海的信，被他摩挲得边角发卷。
“东家，该喝药了。”老仆福伯端着青瓷碗进来，碗沿飘着苦艾的气息。苏半城接过碗，目光却没离开窗棂——街对面的“裕昌茶庄”换了新招牌，朱漆描金，透着股生人勿近的张扬。那曾是周明远的产业，如今归了姓黄的晋商。
“福伯，”他呷了口药，喉间发涩，“二十年前，周明远坐船去上海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吧？”
福伯愣了愣，弯腰收拾着案上的账本：“可不是嘛。那天您追去码头，鞋都跑掉了一只，周先生在船舷上喊，说等他在上海站稳了，就接您去看洋人的火轮船。”
苏半城的指节在窗台上敲出轻响。二十年前的码头，水汽混着煤烟，周明远穿着月白长衫，手里攥着张泛黄的船票，船票边角印着艘摇橹的木船——那是他们俩凑了三个月的月钱，从票贩子手里抢来的“头等舱”凭证。
“半城，这票你收着。”当时周明远把船票塞进他怀里，掌心的汗洇透了纸角，“等我在上海打开门路，就用这票接你。记住，票根上的码头，是咱俩定的暗号。”
他后来把船票夹在《商路要诀》的夹层里，那本书被他翻得纸页发脆，唯独船票所在的那一页，平整得像刚裁好的宣纸。
三日前，上海来的脚夫送来了个桐木匣子。打开时，一股海腥气混着樟木的味道涌出来——里面是只褪色的牛皮袋，袋口系着根红绳，绳结是周明远独有的“万字结”。袋里没有银圆，没有书信，只有张对折的船票。
票面上的火轮船冒着黑烟，印着“太古洋行”四个黑字，日期是三日后的巳时，码头在上海十六铺。票根处用朱砂点了个小三角，那是二十年前他们约定的记号：急事相商。
“东家，周先生……”福伯欲言又止。去年冬天，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周明远在洋商的生意里栽了跟头，欠了巨额银两，被巡捕房拘了半月，出来后就没了音讯。有人说他跳了黄浦江，有人说他跟着南洋的船跑了。
苏半城把药碗放在案上，碗底与红木桌面碰撞，发出闷响。他走到书柜前，抽出那本《商路要诀》，指尖划过书脊的裂纹——那是周明远当年用毛笔杆敲出来的，说“做生意要知深浅，就像这书脊，得经得住敲打”。
翻开夹层，那张二十年前的旧船票躺在里面，边角已经发褐，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木船图案。他把新船票覆在上面，两张票的票根恰好重合，朱砂三角像是从旧票上洇过去的。
“备车，去上海。”他合上书本，声音里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
福伯急了：“东家，您忘了去年黄老板的事？他去上海会旧友，结果被人绑了票，花了三千两才赎回来。周先生如今……”
“他不会害我。”苏半城打断他，指尖捏着新船票，纸面粗糙，像是周明远手掌的纹路。二十年前，他们在苏州城的绸缎庄当学徒，周明远总说“做生意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三尺柜台”。那年冬天，周明远偷了账房的银圆去赌，输光了所有积蓄，是苏半城把自己攒了半年的工钱塞给他，让他去上海闯荡。
“半城，这钱我一定还。”周明远当时红着眼，把母亲留给他的银锁塞过来当抵押。苏半城没接，只把那本《商路要诀》递给他：“带着这个，比什么都强。”
如今那银锁应该还在周明远身上吧？苏半城想。
次日清晨，乌篷船摇出苏州城时，雾气还没散。苏半城坐在船头，怀里揣着两张船票。福伯在他身边数着银圆，嘴里念叨着：“带了五百两现银，还有这张汇丰银行的票子，够应付了吧？万一……”
“没有万一。”苏半城望着远处的水纹，晨光里，水面泛着碎金似的光，像极了周明远当年说的“上海的洋灯”。
船行至昆山时，遇到了顺流而下的粮船。船夫是个糙汉子，见苏半城穿着体面，凑过来搭话：“先生是去上海做买卖？听说那边不太平，洋人的巡捕见了中国人就打，还有些广东来的骗子，专骗咱们这些内地来的商人。”
苏半城没接话，只从怀里摸出半块桂花糕递过去。船夫咬着糕，含糊道：“前阵子我拉过个上海来的客人，说有个姓周的老板，欠了洋行的钱，被人打断了腿，还说要找苏州的朋友借钱呢……”
福伯的脸瞬间白了，扯了扯苏半城的袖子。苏半城却望着粮船后面的水纹，轻声道：“知道了。”
船到上海十六铺时，已是第三日的巳时。码头比二十年前热闹了十倍，洋人的火轮船鸣着汽笛，烟筒里喷出的黑烟遮了半面天。挑夫们扛着货箱穿梭，脚夫的号子混着洋人的英语，像一锅煮沸的粥。
苏半城按着怀里的船票，在码头的人群里张望。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看见个穿短打的汉子，脸上有道疤，从眼角延伸到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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