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又落了一层叶，金黄的碎影铺在青石板上，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装着阳光的匣子。苏老爷子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手里摩挲着一个红绸包裹的物件，指腹蹭过绸面的纹路，像是在数着岁月的刻度。
“爷爷，您又在看那个？”十五岁的苏明远背着书包跨进门槛，校服领口还沾着外面的寒气。他放下书包时，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爷爷膝头的红绸上——那里面裹着的东西，他从小看到大，却总觉得隔着层薄雾，看不真切。
苏老爷子抬眼，浑浊的眼珠里泛起些微光：“明远，过来。”
少年依言走过去，看着爷爷小心翼翼地掀开红绸。底下露出的是个深褐色的账本，封皮是磨得发亮的牛皮，边角处有些地方已经开裂，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账本的厚度比他用过的任何练习册都要扎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捧着一块浸了百年雨水的石头。
“知道这是什么吗？”老爷子的声音带着些沙哑，像是从旧时光里捞出来的。
“账本啊。”苏明远答得轻快，“您说过，是咱们苏家祖上传下来的。”
“是账本，又不止是账本。”老爷子把账本推到他面前，“你爹走得早，这些事本该他教你。今天，该让你好好认认它了。”
苏明远的手刚碰到账本封面，就被那粗糙的质感惊了一下。他记得小时候偷摸翻看过一次，被爷爷发现后罚站了半个时辰，从那以后便只敢远远看着。此刻指尖传来的温度，混着淡淡的霉味和墨香，倒让他心里生出些莫名的郑重。
“翻开看看。”老爷子说。
少年深吸一口气，掀开了第一页。纸页脆得像晒干的叶子，稍一用力就发出“沙沙”的呻吟。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字，笔锋遒劲，墨迹早已发黑，却依旧能看出落笔时的力道。
“这是你太爷爷的太爷爷，苏振南公，写下的第一笔账。”老爷子的声音飘得很远，“那会儿还是光绪年间，咱家就开着个小布庄，在城南的巷子里，就两张门板那么大的铺面。”
苏明远的目光落在字迹上：“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进蓝粗布十匹，银三两二钱。售予张记豆腐坊一尺，钱五文。”字里行间还有些歪歪扭扭的小注，像是“布质稍次，需折价”“张老板赊账，月底催”。
“你太爷爷那会儿，城里刚通了火车，洋布像潮水似的涌进来，咱们的土布卖不动。”老爷子的手指点在“布质稍次”那行字上，“他就带着账本跑遍了周边的村镇，记着谁家需要厚实的粗布做冬衣，谁家偏好靛蓝的颜色，连哪家的媳妇坐月子要多扯三尺布做襁褓，都记在后面的空页上。”
苏明远翻到后面，果然看到几页密密麻麻的小字，记着“李家庄李老栓，家有五口，每年冬月需布四匹”“王村王寡妇，偏好青灰，可赊账”。字迹从遒劲慢慢变得潦草，最后几页的笔画甚至有些颤抖。
“太爷爷是生病去世的吗？”少年轻声问。
老爷子摇摇头，眼里泛起些湿意：“是染坊起了大火，他冲进火场抢账本，被砸下来的横梁伤了腿。那时候没钱治，拖了半年就走了。走之前攥着我的手说，账本在，生意就还能再做起来。”
苏明远的指尖在那页颤抖的字迹上停住，仿佛能摸到当年太爷爷落笔时的挣扎。他继续往后翻，第二本账的字迹换了个人，笔锋圆润些，却带着股执拗的劲。
“这是你太爷爷，苏守业公。”老爷子说，“他接手的时候，布庄早就没了，就剩这个账本。他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把账本上记着的老主顾一个个找回来。你看这里。”
老爷子指向一页用红笔圈住的记录：“民国十八年，大旱。城西的赵大户要订二十匹细布，给儿子做新婚礼服。太爷爷知道乡下颗粒无收，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就把布换成了粗粮，记着‘赵公欠布二十匹，抵粮五石，待丰年再议’。”
后面附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像是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守业兄，大恩不言谢。来年秋收，必奉还。”字迹被水浸过，有些模糊，却透着股真诚。
“太爷爷就不怕他赖账吗？”苏明远问。
“他说，做生意先做人。账本上记的是钱，心里记的得是情分。”老爷子笑了笑，“后来赵大户真的送来了双倍的粮食，还把周围的乡邻都介绍过来。那时候太爷爷常说，这账本啊，记着的不是数目，是人心。”
少年继续往后翻，账本的纸张渐渐变得好起来，有的甚至是用机关单位的公文纸背面写的。字迹也换了，带着些生硬的笔锋，像是刚学写字不久的人。
“这是你爷爷我。”老爷子的声音低了些，“建国后公私合营，咱家的布庄并入了供销社。我成了售货员，每天记账，用的都是这种纸。你看这里。”
他指向1960年的一页，上面记着：“三月五日，售红糖三两给张奶奶，记账。备注：孙儿发烧，需红糖煮姜茶。”后面用很小的字写着：“自己垫付，勿让老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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