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城的官署院落里，梧桐叶子正绿得发亮，蝉声聒噪得像是要把整个夏天的闷热都喊出来。幕僚陈琡坐在自己那间狭小却异常整洁的值房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仿佛周遭的空气都带着某种他无法忍受的污浊气味。他不是个普通的文书小吏，他是曾为白居易《长恨歌》作注、文品极高的陈鸿之子，家学渊源，自带一股清流般的傲气。这傲气在咸通年间的徐州幕府里，显得格外扎眼，也格外脆弱。
尤其让他如坐针毡的，是同院办公的一位武姓同僚。此君乃是前朝宰相武元衡的后人，又娶了汾阳公主的女儿，身份显赫，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好施小计”，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在陈琡那非黑即白、泾渭分明的道德观里，这等人物简直是官场污泥的化身，多看一眼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眼睛。与武某共处一院，每日看着他那张堆满算计笑容的脸，听着他那些言不由衷的应酬话，陈琡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被慢性腐蚀。
终于，在一个闷热得连蝉都懒得叫的午后，陈琡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癫的决定。他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向上司郭铨递交什么辞呈，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寥寥无几的私人物品——几卷书，一方砚，几件换洗的粗布衣服，然后带着全家老小，如同逃离瘟疫一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徐州城，径直南下，一头扎进了句曲的茅山之中。
这茅山，似乎是专收这等决绝隐士的宝地。但陈琡的隐居，比之前的陶弘景、朱桃椎还要更进一步，添了几分令人瞠目的“行为艺术”色彩。他在山中，不仅与世俗官场割裂，甚至连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也一并“修行”了起来。他与结发妻子，竟分隔两座山头而居！美其名曰摒除俗念，潜心向佛。他给自己置办的行头，是“短褐”——粗布短褂，腰间胡乱扎一根布带，打扮得如同山野樵夫，全然不见昔日官署中哪怕一丝的体面。每日里，他只是独自在那简陋的茅庵中焚香、坐禅，对着青灯古卷，追寻他那玄之又玄的内心平静。
至于那位被“发配”到隔壁山头的妻子，陈琡倒也并非完全绝情。或是一年，或是半载，他才会“纡尊降贵”地，依旧是那身短褐行头，草草地去与妻子见上一面。这情形，不像是夫妻团聚，倒像是方外之人偶尔的布施探望。想象一下那场面：妻子望眼欲穿，终于盼来丈夫，见的却是一个穿着像逃难、神情像入定的“僧人”，这婚姻生活，可谓是将“相敬如冰”发挥到了极致。
在徐州做幕僚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陈琡也并非全无交往。他与当地流沟寺的一位长老颇为投缘，算是唯一的方外之交。即便是去见这位方外友人，陈琡也坚持着他的“短褐”原则，绝不因对方是得道高僧就换上稍微正式点的衣物。或许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与内省中，他居然自述（或许是撰写或抄录）了三卷《檀经》，视为珍宝，随身携带。在最终决定彻底隐居、离开流沟寺时，他还特意留了一章经卷给长老，并留下了那段充满机锋与无奈的话：“行走时如独轮的车，经常畏惧道路倾覆。不动时如圆底的器具，经常害怕别的物件触碰它。动与不动都如此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尽早远离俗世呢。” 他将自己比作动辄倾覆的独轮车和静怕触碰的圆底器，无论动静，皆感不安，唯有彻底远离，方能得片刻安宁。这等心态，已近乎被迫害妄想，其孤介偏执，可见一斑。
时光流转，到了唐僖宗乾符年间，天下已有乱象。陈琡的弟弟陈琏，走了和兄长相似的道路，也在徐州辅佐新任长官薛能，做了一名幕僚。或许是兄弟连心，或许是山中岁月实在过于清寂，陈琡竟然从他丹阳的隐居地，撑着一叶小舟，沿着水路，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徐州地界，想要探望弟弟。
弟弟陈琏的上司薛能，是一位颇重文人士大夫风骨的官员，他早就听说过陈琡的“大名”，对其特立独行的作风心生敬重。听说陈琡到了彭门（徐州附近），薛能大喜过望，立刻派人盛情邀请他入城，想要好好款待这位名士之后、当代“高逸”。
然而，陈琡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站在他那条破旧的小船上，对着前来邀请的使者，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语气坚定得如同茅山的岩石：“不去！绝对不去！老夫早已发下重誓，此生绝不复踏入公门一步！此誓天地共鉴，绝无更改！”
使者回报，薛能愕然之余，非但没有觉得被冒犯，反而对陈琡的“守信”和“风骨”更加钦佩。这位封疆大吏竟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决定：你不上岸，我便下船！他带着美酒佳肴，亲自乘船前往彭门，到陈琡那艘寒酸的小船上拜访他！
于是，在徐州城外宽阔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边是装饰华美的官船，一边是简陋的渔舟，两位身份悬殊的人，隔船相望，然后薛能踏上了陈琡的小船。两人就在那摇摇晃晃、充满鱼腥味和水汽的小舟上，相谈竟日。从日出谈到日落，从佛法谈到诗文，再到天下大势。薛能被陈琡那看似偏执，实则不乏真知灼见的言论所吸引，而陈琡，或许也难得地找到了一位能理解他部分想法的倾听者。直到夜幕低垂，星斗满天，薛能才依依不舍地告辞，返回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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