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雇员，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
不过一旦上手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就触类旁通，欣赏和把玩古董到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焕文天资高，凡事进取，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并且对市场有天生灵敏的嗅觉，很快就被任命做了掌柜，渐渐成了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运号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时，法国人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国的东西，所以光顾的人并不多，连茶叶和丝绸都不好卖。
卢芹斋曾描述过当时的处境：“我们卖什么都赔，除了古董。……就这样，在经历了初期的亏损后，我们不再做其它产品的生意，而是主攻古玩市场。”
地毯、字画、玉饰、漆器、官窑瓷器和鼻烟壶在巴黎的店里琳琅满目，非常抢手，往往来不及上架就出手了。
古玩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从西山以10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转手就能卖1万美元的高价，一尊陶瓷观音以300大洋(约合45美元)的价格从和尚手里请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50万美元收购。
通运号的生意果然财运亨通，但已经不适合焕文做下去了。
张静江把他的金钱和心思都用在了中国革新上，并于1908年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物，毅然返回中国辅佐孙中山的开国事业。
而焕文却没有追随满怀爱国热情的张静江回国效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宁愿留在法国搞些古董继续赚钱，自此，两人分道扬镳。
但焕文对张静江一直极为敬重，并且心怀知遇之恩，一生将张静江尊为偶像。
因为如果没有他，焕文也许走不出穷困的家乡，顶多在张家做一辈子的仆人。
如果不是在张静江手下摸了六年古玩，焕文这乡下孩子也不会懂得掌眼识货。
总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由此，他的人生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焕文28岁那年，他自己的铺头在巴黎开张了，店名“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
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抛弃了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一般”的名字，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来转运：“卢焕文”从此就摇身一变成了“卢芹斋”，这是他人生阶梯的第三步。
平日的卢芹斋很忙，在欧洲大陆到处奔波寻找商机，他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他留意每一笔交易的利润，凡事都巨细靡遗的记在本子上。
古玩的利润一般能达到成本的2-8倍，……比如1913年他花了5.55法郎买入一个龙泉窑的瓷瓶，同年就以46.25法郎的价格出售，是进价的8倍;一个屏风进价是138.75法郎，以513.70法郎出手，赚了四倍。
欧洲人偏爱的东西尤其好***如18、19世纪的陶瓷，虽不是卢芹斋最喜欢，但在20世纪初的确是他最赚钱的玩意。
卢芹斋在淘宝与鉴宝方面真的是身体力行，同时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谈生意懂得入乡随俗。
他自己这样回忆：我们在上浦和帝都两地的办事处天天都办流水席，准备一大桌子酒菜招待上门的客人。
我们吃住全包，于是我们的办事处就成了当地古董买卖的中枢。
谁手上有好东西，我们都是第一个见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南到北，可以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市场。
1914年偶然的机会，卢芹斋去到纽约，当时的纽约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热情奔放并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
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他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在纽约开业了。
卢芹斋深知：想要成功，必须信誉卓著，因此他悉心营造名望和赢取信任。
除了在穿戴上一丝不苟，他的举手投足同样优雅。
他言谈审慎，从不夸夸其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即使在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也待人谦恭，从未有过一点趾高气昂。
平时的言谈中，也是一口一个“鄙人恳求”、“贵馆”、“请允许鄙人冒昧地”诸如此类的谦词。
他从不忘记道谢，无论是有求于人还是纯粹出于恭维。
在美国人眼中，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能有如此的修为也就罢了，但一个中国人竟如此具有绅士风度，则着实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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